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一時想不出要回應什么的人往往會回答：“我喜歡日本人處理問題的細致和嚴謹”。

于是問了：“如果只是嚴謹，德國應該更好！”

以嚴謹著稱的德國和日本有什么區(qū)別？如果你仔細研究它們，你會發(fā)現它們的嚴謹性有著根本的不同。

“嚴謹”二字的定義首先我們要明確，這是一個概念。一切都是相對的，嚴謹也不例外。甚至德國和日本也有瑪莎。我們只是在談論“嚴格”比率最高的兩個國家之間的差異。

先給出答案。

德國人的嚴謹性傾向于準確、精確和程序；日本人的嚴謹往往是細膩的、全面的、極致的。

德國人的嚴謹就是理科生的嚴謹

德國人的嚴謹是可怕的。就諾貝爾獎而言，在二戰(zhàn)之前，不到一億人口的德國人就獲得了一半的諾貝爾獎，這基本上可以吊打全世界。《守望先鋒》的“精準德國工藝”，大概是對德國人嚴謹性格最完美的詮釋。

二戰(zhàn)后，許多德國公司和軍工級工廠轉為民用。因為軍工工廠的制造技術高于普通民用工廠，德國的技術本身就代表著“高品質工業(yè)”。德國有傳言說一鍋能傳好幾代人，這是事實。對于德國人來說，任何一種廚具，如果不被惡意使用，一生只需要買一次。

一個普通的德國家庭廚房，就像一個實驗室，感覺井井有條，但有時井井有條，以至于人們懷疑房間里是否住著機器人。德國家庭給人的印象是太愛整潔了，整潔得讓人總覺得不受歡迎。雖然沒有地板上沒有灰塵，也沒有人可以裸露的嚴酷，但這樣的居住環(huán)境總讓人覺得壓力很大。

對德國有所了解的人都會知道，幾乎所有大型超市陳列的果蔬，肉眼都很難分辨，甚至很多超市都敢直接打：的廣告，誤差不會超過5%。這種信心來自德國農民。

德累斯頓的圣母教堂毀于戰(zhàn)火。戰(zhàn)后，德軍尋找教堂的“殘骸”，精心收集所有散落的石塊，然后全部用于重建中的大教堂主體，真正實現了“廢墟重建”。

為了減少交通事故，德國在限速上下了很大功夫：市區(qū)限速20，鄉(xiāng)村道路限速30，估計比不上中國電動車的速度。與這些相反，德國高速公路沒有限制。速度。德國為了減少交通事故，在限速：上下了很大功夫，市區(qū)限速20，鄉(xiāng)村道路限速30，估計比不上電動車的速度在中國。與此相反，德國高速公路沒有速度限制。

據說日本的垃圾處理非常好，因為德國從來沒有過。每個德國人的第一課就是環(huán)境保護。日本垃圾處理的強項在于“分類”，旨在節(jié)約分類成本，最高效地回收垃圾。在德國，廢物處理從根源開始，關鍵是減少廢物或使包裝可回收。

德國人是一個沒有標準寸步難行的民族。這種標準化特征必然會延續(xù)到其制造中。從A4紙的大小到樓梯的步距，我們今天經常接觸到的很多標準都來自德國。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國際機械制造標準來自德國標準化協(xié)會的——標準DIN。可以說，德國是世界工業(yè)標準化的發(fā)源地。 DIN標準涵蓋機械、化工、汽車、服務業(yè)等所有工業(yè)門類，共計3萬余項，是“德國制造”的基礎。

對標準的依賴、追求和堅守，必然導致對準確性的追求。追求準確性必然會提高標準的準確性。作家劉震云在德國親身體驗了精準的：

卡拉揚曾經以德國人的精準之手指揮柏林愛樂樂團再次演奏德國古典音樂。他要求每一個音符都必須準確無誤，不允許有歧義。

所以，德國的嚴謹就在于程序的嚴謹，也可以說是死板不靈活。如果你想給出一個相當定量的結果，如果研究不明確或不完整，你不會發(fā)表自己的意見。一是一，一是二。方針一旦定下來，大家就遵守，避免歧義和歧義。

日本人的嚴謹是文科生的嚴謹

日本嚴謹和德國嚴謹的主要區(qū)別在于“極端”、“未雨綢繆”和“未雨綢繆”。

先說“極”。想要變得更好，在原有的基礎上不斷提升，才是日式“極致”的開始。

在日本，工匠被稱為“專業(yè)人士”。雅瑪多人用“專業(yè)”來形容人終其一生本著“以人為本”的精神從事本職工作，并不斷學習和提高自己的技能。日本人杜撰了兩個詞來形容這類人的精神特征：“懸命”和“一根筋”，即一生都與事業(yè)捆綁在一起，永不改變心意。

大家應該都聽說過壽司之神小野次郎吧。他對壽司的執(zhí)著，不僅在于最好的食材，更在于溫度、味道、工藝、水質。

為了讓章魚吃起來柔軟，上菜前他需要按摩至少40分鐘，壽司的溫度必須是客人進門時的人體溫度等等。

很多吃過的人都會感嘆這是“值得等一輩子的壽司”。

但換個角度看，日本人在“工人精神”上也逐漸走向了“偏激甚至偏激”。這是一場不計成本、不計消費的“吉尼斯大賽”，卻沒有帶來社會本質的改變。提高到最大程度”。但換個角度看，日本人的職業(yè)素養(yǎng)已經逐漸走向極端甚至極端。這是一場不計成本、不計消費的吉尼斯競賽，但并沒有帶來本質的改變社會，而是“最大限度地改善”。

未雨綢繆也是日式嚴謹的最大特點。日本人之所以腦洞大開，是因為他們要想到“所有的可能性”，不斷改進自己的產品。比如日本馬桶蓋的作用就是避免聽到隔壁不雅的聲音而造成的尷尬。

但是，“走極端”和“未雨綢繆”直接導致“無細節(jié)”，充其量也就是所謂的“無重點”。與德國人不量化指標，把大部分時間花在關鍵領域不同，日本人把所有待辦事項都視為“重點”，一視同仁，所以很容易在小概率問題上浪費大量時間未雨綢繆的活動。

1998年，晏殊工業(yè)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個千分之一克的齒輪。為了完成這個齒輪的量產，他們花了六年時間。2002年，tree research industry批量生產了重量為百萬分之一克的超小型齒輪。世界上最小最輕的五齒小齒輪，直徑0.147毫米，寬0.08毫米，被戲稱為“粉齒輪”。

到目前為止，這種粉檔還沒有機會用在任何行業(yè)，真的是“英雄用不到的地方”，但是樹研行業(yè)為什么要投入2億日元開發(fā)這種沒有實際用途的產品呢？其實樹研行業(yè)體現了日本人追求完美的極致精神——既然研究一個領域，就要做到極致，精益求精，精益求精。

嚴謹程度是相對的，精神追求是絕對的

所以嚴謹有好有壞，靈活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德國和日本比較嚴謹是好事，但出了問題，弊端同樣明顯。

我的課題組老板是德國人，組里有一半德國人。我本人已經在德國呆了一段時間。我遇到過的德國人在守時和嚴謹性上并沒有那么夸張，我們開會也經常有德國人遲到和缺席。德國鐵路雖然大部分都是準點的，但也經常臨時更改時間甚至站臺。不熟悉的人很容易出錯，公交車就更不靠譜了。

晚上在路上會遇到向你借煙借光的酒鬼，電車上有一邊喝酒一邊大聲說話的年輕人。有一次，我辦公室的服務器死機了，但是辦公室的網絡管理員不知道哪里出了問題，更不知道怎么修，什么時候修。結果整個辦公室(靠電腦生活)癱瘓了兩三個星期。

以我個人的經驗，那個德國人的例子有點極端，孤例不證。我猜那個德國人應該是經常出差的商務人士。毫不夸張地說，我在上海遇到的所有商旅人士都有著相同的姿態(tài):成熟穩(wěn)重的外表，準確細致的行程和時刻表，整潔有序的行李箱。

所以我覺得所謂的德國人或者日本人的嚴謹，其實是有一些誤解的:我們在中國遇到的德國人和日本人，很可能是他們兩個國家的精英，素質和氣場都遠在平均水平之上。而我們國家自己的社會精英其實是非常嚴謹可靠的。當然，平均來說，德國相對于歐洲其他國家還是很嚴格的。

當然，他們的嚴謹也不全是好事。出了問題，德國人的準確性和程序化就變得僵化和頑固；而日本人的細膩和完美也變得變態(tài)和癡迷。反正會被我們認為效率低，耽誤時間。

然而，正是因為他們寧愿冒著延誤和低效的風險，追求完美和不違反原則，才塑造了他們嚴謹可靠的國家形象。德國人和日本人的嚴謹程度有什么區(qū)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怎樣才能有嚴謹、可靠、不違規(guī)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