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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沒有哪個民族能像日本那樣，給與中國社會如此激烈深刻的戰(zhàn)爭重創(chuàng)。近代一百年的日本發(fā)展史是和中華民族的衰敗史和血淚史相連的。

　　對日本人的再認識是在十年前，讀沙林的《從宮本武藏到東條英機》，這篇載于1995年《中國青年報》的“對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和侵華史眾人談”對日本人做了深刻剖析。

　　文章分析到，日本是個善于模仿的民族，但他們往往沒有把一個體系中對人類最有益的部分拿出來，他們汲取的是他們民族中早已存在的思想愿望和目的相契合的那部分。他們學習西方，摒棄一切人文思想，僅學技術、軍隊體例和殖民侵略的行徑。

　　日本人對于儒家的學習也是這樣。在中國，“仁”凌駕于“忠”“孝”“勇”之上，是先決條件，如果統(tǒng)治者不仁，人民可以反抗。但是這顯然與日本天皇制不相容，因而，日本人引進儒家時，“仁”是被排除在倫理體系之外的。他們從不憐惜卑躬屈節(jié)懦弱可憐的人。

　　“日本人往往可以將別人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加以完善和發(fā)展，甚至做得更好，但卻缺乏自己創(chuàng)新的能力。這就使他們處在世界最前列時往往不知如何是好，只能等待再次出現(xiàn)領先者時，拼命趕上去，而自己永遠不能脫穎而出�！边@是一位深諳日本人的汽車界人士的話。

　　對日本車的再認識是在最近這幾年。以前進口的只有一定級別官員才可乘坐的皇冠公爵王轎車，讓我覺得日本車好高級。后來看到滿地里跑的三菱越野車和日產(chǎn)皮卡等，讓我覺得日本車強悍結實。隨著本田豐田日產(chǎn)三菱等日本著名汽車公司爭先恐后紛紛與中國合資建廠生產(chǎn)銷售汽車，我們才逐漸了解到，日本車在國際市場上是以物美價廉的經(jīng)濟型汽車著稱。

　　然而，這些所謂“經(jīng)濟性好”的汽車合資國產(chǎn)后，銷售的價格并不便宜。盡管經(jīng)過多年來國內(nèi)汽車的惡性競爭，降價后的日本汽車仍然要比銷往歐洲的同類車型貴上10%--30% 甚至更多。難怪廣本的的門脅轟二在離任時說：“我在中國唯一的遺憾，就是把雅閣的價格定高了！”

　　耐人尋味的是，這款“被定價高了”的雅閣在上市之初，旋即引起了中國汽車史上的第一次加價風波，被人們以超出指導價3-5萬元的價格瘋狂搶購。而后，“加價售車”被各商家效仿，發(fā)揚光大至今仍然陰魂不散。

　　說日本人是模仿抄襲的老祖一點也不為過。不僅僅是文化，日本汽車其實就是靠模仿抄襲美國車發(fā)家。但是日本車商很快吸收消化形成了自己的風格，特別是他們很快掌握了制造汽車發(fā)動機等核心技術。日本在短短幾十年躋身汽車強國，除了政策和體制的優(yōu)勢之外，日本人的有所側重和嚴謹高效的學習精神讓人稱道。在岳健的《丑陋的日本人》中提到：日本人善于學習，有毅力，有心計。他們在經(jīng)營管理上的周到讓人無可挑剔。日本人懂規(guī)則，并且善于利用規(guī)則，所以當豐田狀告吉利的時候，我們并不會感到突然和可笑。

　　我曾經(jīng)就車論車，寫過一篇《悄悄地進村，打槍的不要》的議論文章，論述了日本車商進軍中國的策略問題。面對占得先機已經(jīng)做強做大的歐美車商，日本車商按部就班，表現(xiàn)低調(diào)，卻出手不凡。他們總能找到擊破對方防線的套路，從而使自己慢慢滲透，在占有了更多市場份額的同時，也能獲得遠比對手更多的企業(yè)利潤。

　　比較歐洲車商造車更看重技術含量，日本車商以市場為導向的造車理念顯然更加實用，更容易得到市場的認可。

　　日本人比歐洲人更了解中國人。日本車商更注重在外型上配置上向中國的消費者妥協(xié)。對于象征豪華的電子設備真皮座椅等能讓消費者一眼看到的東西，日本人總是把它做得近乎完美。即便是威馳這樣的小車，豐田也要在幾年前給它安上導航，即便是頤達這樣的家庭用車，日產(chǎn)也要給它配上高級轎車才有的智能啟動鑰匙。

　　據(jù)說東風日產(chǎn)的大小車型最終沒有取消掉被人指責的桃木內(nèi)飾，就是因為東風日產(chǎn)的高層中還有一位來自臺灣裕隆的副總。這位副總說大部分中國人骨子里還是喜歡這個花哨的東西的。事實上也是如此，東風日產(chǎn)的藍鳥等車型三番五次拉皮整容，每次總能讓一部分中國消費者感動的。